周恩来：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不能再提“风雨同舟，朝夕与共”

发布日期：2025-05-23 15:06    点击次数：114

周恩来因何对秘书讲：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不能再提“风雨同舟，朝夕与共”

1958年5月5日至23日，经过周密筹备与充分酝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隆重召开。

五月五日的午后三时，盛会隆重启幕，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会议议程中，首先听取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随后，邓小平同志就莫斯科会议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报告。

在过渡全过程中，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尚未全面建成之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较量，始终构成了我国社会内部的核心矛盾。这一矛盾，在某些特定领域内，呈现为剧烈且生死攸关的敌对态势。

这便继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之后，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对八大一次会议所确定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作出了修正。

报告着重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转向经济建设领域，并向全党正式提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面高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同时，号召全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有计划地改进国家各项事务，强化各级党组织职能，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修改报告时，增补了一段内容。

“其形态如马鞍，两端隆起，中部凹陷。回顾1956年至1958年，在生产领域经历的起伏波动——高峰、低谷再到更高峰，即所谓的迅猛发展、停滞不前再到更大规模的跃进——这不正是众人皆知的吗？马鞍形这一历史教训，既警示了党组织，也启迪了广大民众。”

自五月八日起，大会发言持续了整整十天，期间，“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的强烈呼声成为主旋律，压过了所有其他声音。

林彪、康生、张闻天、董必武、彭真、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朱德、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

1957年11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代表团赴苏联，以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盛大庆典，并参与了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的汇聚会议。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上，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总路线，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强烈期盼。

在大会上，周恩来与陈云就“反冒进”议题再次进行了自我反省。在此之前，毛泽东于五月十五日晚间，分别与陈云、周恩来进行了深入的长时间交流。关于如何进行此次反省，周恩来经历了艰难的思想挣扎。

有位曾在周恩来同志身边任秘书职务的人回忆道：他们见周恩来同志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显得颇为孤寂，便寻觅了一间破旧的小屋，放置了一张球桌，以期让他能够抽空活动筋骨。自五月十日起，周恩来同志便开始了认真的锻炼准备。

昔日，那位曾协助周恩来整理检讨发言的秘书范若愚，在其回忆性文章中提及：

1958年，在成都会议召开之际，周恩来同志向我提出，待我返回北京后，需预备一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演讲稿，并叮嘱我暂居于总理办公室的宿舍数日。抵达北京后，我便入驻总理办公室，静待周恩来同志为我分配工作任务。

一日，周恩来同志向予提及，此番发言的初衷，旨在进行“自我反省”，缘由是其所谓“反冒进”的失误，该问题已于南宁会议期间被提出。因未曾随他赴南宁，亦未对那次会的细节有所涉猎，直至这次谈话，方始明了此情。

周恩来同志曾对我提出指示：以往在起草文件时，通常是先由他阐述内容，而我负责记录并整理成书面稿件。然而，这次发言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将是我的自我反省之辞，不能由他人代笔，必须是他一句我记一句。我的职责仅限于在文字的连贯性上稍作调整。

周恩来同志曾言，就此次“犯错误”一事，他已与毛泽东同志进行过坦诚的面谈。他指出，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思想未能紧跟毛泽东同志的步伐。这充分表明，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势在必行。在阐述完这些情况后，周恩来同志便着手撰写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边说边记，确保每一句话都准确无误。

恰在此时，陈云同志拨通了电话，然而我仅捕捉到寥寥数语——彼时电话设备配备了增音器。至于周恩来同志的言辞，我自然是听得一清二楚。

通话结束后，他的言辞变得愈发迟缓，有时甚至连续五六分钟都无法连贯地说出。我敏锐地察觉到，他在“反冒进”这一议题上内心充满了纠结，这导致他难以寻觅到能够准确表达心中所想的恰当言辞。

在此情形下，我提议暂时退离他的办公室，让他得以独处，潜心构思。待他构思出一番成果后，再唤我前来，届时我将负责记录。

我认为，此时若我陪在他身边，对他而言将构成一种精神上的重负，可能干扰他的思考与表达。周恩来同志亦赞同我的看法。那时已近深夜十二点，我遂返回宿舍，身着睡衣便躺下休息，随时准备听从召唤即刻出发。

第二天拂晓时分，邓女士将我唤醒，她说道：“恩来独自一人在办公室中发愣，而你却选择去休息了？”

在我将周恩来同志赞同我的提议之事后，邓大姐便表示：

“跟我来，我将带你与他进行交流。不妨让他亲自口述内容，而你则负责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面材料。”

于是，我跟随邓大姐来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在那里，她们争论了许久。最终，周恩来同志虽然有些勉强，但还是答应由他口述内容，而我则需返回宿舍整理相关记录。

在深入探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我不禁引用了一句成语：“我与毛主席共历风雨，日夜相伴，然在思想层面，尚无法与他并驾齐驱……”

随后，我将整理完备的记录呈送周恩来同志审阅。他目睹“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一成语，便对我严厉地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在整风运动之前，该成语尚可应用于描述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然而，整风运动之后，则不宜再行引用。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我的党史知识的深刻遗憾：“这也反映出你对党史知识的掌握尚显不足。”

周恩来同志说话时泪眼盈盈。

最终，他一字一句地亲自进行修订，并额外增补了数段内容，方才完成打印，随后将其呈送至政治局常委以及书记处，以供审阅。

稿件经退回后，周恩来同志审阅完毕，便指示我需将批注于稿纸之上的文字重新抄写并清晰誊写，随后再进行一次打印。

审阅了政治局常委及书记处提出的意见，对检讨书中部分措辞进行了删减，并将某些表述调整为较为温和的语气。在仔细阅读后，我心中的紧张感得以缓解。

然而，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执笔撰写这份发言稿的十多日间，其两鬓的白发又悄然增添了几缕。”

在大会上的自我检讨中，周恩来深刻指出：“我对此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反冒进问题，主要体现在我于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之中。当时，我对当年建设成就及跃进过程中显现的若干不足与挑战做出了误判，过分放大了实为微不足道的缺陷，断言年度计划‘过于冒进’，并提出次年应适当缩减规模的建议。”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反冒进中的错误，与政府工作偏离党的领导方向密切相关，同时也与脱离实际情况、背离群众的工作作风紧密相连。”

他进一步阐述道，关于这一阶段的思想转变，他坦言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反冒进”方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充分认识到其严重性，尤其是在关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与速度这一方针性错误的认识上。

当时，民众尚未深切体会“大跃进”引发的种种严峻后果，诸多问题尚显模糊。即便身处巨大痛苦之中，周恩来仍旧努力寻求问题的根源，力求洞悉其本质。

在自我反省的发言中，他指出，促使他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发起狂妄的攻击之际，他们借反冒进之机，全盘否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果。他们将一九五六年跃进过程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无限放大为“全面冒进”，进而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也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面对这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我逐渐觉醒。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毅然摒弃了对一九五六年中国建设冒进的错误判断，明确肯定了当年建设取得的跃进式发展。这标志着我在认识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更为关键的教育，乃是毛主席在党的三中全会期间提出的关于重新推行多快好省方针、农业四十条及‘促进派’宣言。随后，接连举办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以整风运动为契机。在此期间，我亦得以亲身体验生产大跃进时期群众的实际行动。”

对群众积极性估计不足。

“忽视了这样一个根本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我国的农业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形态，而非个体经济的模式。五亿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摆脱了个体经济的桎梏，必将在农业领域克服一切预料中的困难，并取得超出众人想象的辉煌成就。那些持有右倾保守观点的人，往往只见物质而忽视人的作用，未能认识到这一决定性的条件。”

数日之后，周恩来再度于致毛泽东的函件中，重申了上述数点缘由，并进一步阐述道：

这自然符合现实情势，故在这段半年的整风期间，我并未产生任何抵触情绪，只是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在思想认识上的滞后。

在讲话中，周恩来提出了几点关于改进工作的具体建议，并着重指出，今后务必深入研读毛泽东的著作及其指示。

五月二十三日，大会迎来闭幕日的尾声，顺利通过了三项决议，分别是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莫斯科会议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修订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

随后，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要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人参加书记处的原因是“以便把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

八大二次会议落幕之际，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项疑问，即“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之职是否适宜”。与此同时，彭德怀亦向中央表示，他不适宜再担任国防部长一职。

六月九日，毛泽东于中南海游泳池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他们所提出的请求进行商讨。会议最终作出决定：“他们应继续履行现有职务，无需作出任何调整”。

财经小组由十二位成员组成，陈云同志担任组长；政法小组由五位成员构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外事小组由六位成员组成，陈毅同志担任组长；科学小组由六位成员构成，聂荣臻同志担任组长；文教小组由十位成员组成，陆定一同志担任组长。

“这些小组隶属党中央，直接向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汇报。重大政策方针由政治局制定，而具体实施计划则在书记处进行安排。我们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绝无分身。在大政方针与具体部署上，坚持一元化领导，党政职能界限分明。具体执行与细节决策则由政府机构及其党组负责。对于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拥有提出建议的权力，但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党中央手中。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与党中央共同享有监督检查的权力。”

此刻，周恩来面临着严峻的困境。尽管如此，他依然遵从党的指示，毅然承担起这份重任，步履维艰地继续前行。

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讨论至此暂告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基于实际情况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规律的正确主张，却遭遇了重大的挫败。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度严厉指责，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导致与他意见相左的声音一时难以再被提出，党内生活陷入了异常状态。在党的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积极拥护毛泽东的观点。因此，“左”倾错误不可避免地迅速蔓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无视客观经济规律、急功近利的“大跃进”狂潮，无人能够阻止其发生。